李娜堅決不上春晚要陪家人 自傳首揭父親去世之痛【10】

即使是周末回家，爸爸也會帶我去打球，不過不是在訓練場打，而是在 父母陪同下，去武漢市青少年宮的網球場打。我們三個人帶著晾好的白開水和洗干淨的水果趕到青少年宮。那裡打網球的都是成年人，20多歲的小伙子居多，也有人陪練。陪練是要收錢的，一小時5塊錢，這在那個年代是蠻貴的價格了，但爸爸毫不猶豫地說：“打。”

最初跟陪練打，我是有點吃力的，小姑娘和成年男子的力道差得不是一 星半點，打起來很辛苦，但打著打著就慢慢適應了，也摸出了一點兒門道。 漸漸地還在青少年宮打出了一點兒小名氣，每次一去就有人主動邀請我打球，還蠻風光的。可能是因為我的架勢挺專業，不像一個初學的小姑娘吧。

我很喜歡啟蒙教練夏溪瑤，她性格溫和，總和我們一起嘻嘻哈哈的，不像別的教練那麼嚴肅，我小時候最喜歡她。考慮到我們都還是小學生，夏教練把訓練時間安排得比較靈活，作業多的時候，她會讓我們少訓練一會兒，留出足夠的時間把作業寫完，等到作業少的時候再把運動量加上去。

我的學習成績一直不錯，數學尤其出色，還曾經被老師帶去上過一段時間的奧林匹克班。數學考試的時候我習慣倒著做卷子——這也是優等生用來表示自信的一種方式，我信心滿滿地先做后面的大題，再做前面的填 空選擇。

在數學課上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障礙。相比之下，語文就差多了，我討厭語文課，我的語文卷子一般隻有七八十分，比數學差遠了。好在爸媽對我的教育一直比較寬鬆，每次考試卷子都要帶回家給家長簽字，爸媽看過就簽了，印象中，他們從來不曾對我說過“別人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”這種話。從這一點上說，我比很多同齡人都要幸運。

隨著我年齡漸長，訓練和學習的矛盾日益突出，不只是退個奧數班那麼簡單了。

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，“小升初”考試前，我在學校復習功課，整整一個月沒去訓練。老師和教練都對我意見很大。當時我在武漢單洞新村小學就讀，班主任黃老師對我期望很大，一直勸說我父母讓我專心升學，放棄網球。她說打網球如果打不出成績，以后很難有出息，不如收心好好考個學校。而夏教練的意見則相反，她認為我網球前景不錯，順利的話，會有“打出來”的一天。老師很希望我不再打球，教練則希望我全心訓練。兩邊都是為我好，都苦口婆心，我爸媽被頂在磨盤中心左右為難。20世紀90年代初，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的價值觀還佔據了社會主流，大家對運動員有些成見，好像搞體育的就特別笨似的。我們自己心裡也沒什麼底氣——搞體育的不確定因素太多，誰也不敢保証自己就一定能“打出來”。當時湖北省隊的余麗橋教練曾經是亞洲冠軍，那在我當時的心目中可是厲害得不行了，可我和同學一起坐公交車回家時問他：“余麗橋你認不認得？她是亞洲冠軍！”同學老實回答：“不認得。”這讓我很震驚：網球這麼不受關注！亞洲冠軍這麼厲害，可說出名字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這讓我非常有挫敗感。